作为收入分配改革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议题，“延迟退休”从提出至今，始终受到极大的关注。何时退、怎么退、该不该退、谁先退……围绕着细节，各方专家纷纷给出不同意见，而作为延迟退休最直接执行对象的普通老百姓们，则看得有些“头晕”。对此，参加本届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指出，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，但由于涉及面极大，加上各地经济条件等方面均有差异，“小步走”、“慢慢走”在情理之中。但是，延迟退休政策最为关键的原则在于“公平”，如果盲目“一刀切” 只会让一线职工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很受伤。
现状：“延迟退休”正在渐行渐近
本报调查显示过半上海受访者支持养老金并轨改革
延迟退休，这个名词在近四年来不断出现。
早在2010年9月，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就曾表示，“正在研究”延迟推迟退休年龄；随后，2011年3月，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指出，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 长远发展来看，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一种选择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；2012年6月发布的《社会保障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》中，明确提及“十二 五”期间，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；2013年的国新办吹风会上，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，适当的渐进性延迟退休年龄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 效能的一个举措。
最近的一次，则是在今年“两会”期间。人社部部长尹蔚民
四年期间多次表态，背后正预示着一种态度———中国正逐步改革现行的退休和养老金制度。
对于目前的养老金，多数民众并不满意。全国“两会”开幕前，本报联合上海辰智咨询在调研吧平台共同发起“养老金改革公众评价”调查，共收集到1466份有效样本，其中21.08%受访者来自上海。
调查显示，上海的养老金水平高于全国。父母每人每月领养老金在2000-4000元区间的人中，上海占50.87%。但这些钱够养老吗？54.22% 的上海受访者表示，只能勉强够父母使用。超过50%的上海受访者支持养老金并轨改革，并觉得目前改革缓慢应当加快实施。 调查显示，国有企业、民营企 业、外资企业对养老金并轨的支持度高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。制造业，批发和零售、住宿和餐饮业的人对养老金并轨的支持度高于其他行业的人。针对目前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，受访者大多认为主要是各地情况差别太大，很难拿出行之有效的统一方案，以及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，改革自身动力不足。
劳动力不足、养老金缺口增大、老龄化现象严重……
诸多问题“倒逼”解决方式
“延迟退休，是大势所趋。”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指出，劳动力不足、养老金缺口增大、人口结构失衡、老龄化现象严重……想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，延迟退休“或许不是一个最佳的办法，但是一个好办法”。
养老金究竟有没有缺口？这也是众说纷纭。根据人社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将近22500亿元，支出约18400亿元，当期结余4000多亿元，当期收支并没有缺口。
“确实有十几个省份存在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状况，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有所补贴，所以赤字被填平了。”周海旺如此解释道。
在上海，由于在2011年实施了“综保”转“城保”的政策，使得过去养老金长期亏空的现象得到了改善。根据市人社局公布的数字，2010年时，本市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缺口为103.54亿元，依靠市财政补贴107.43亿元后，当年基金结余才3.89亿元；而到了2011年，市财政补 贴收入只有99.56亿元，年末基金累计结存却达到了237.34亿元；2012年，年末基金累计结存更是达到了500.95亿元。
周海旺指出，虽然依靠年轻外来务工人员的交金，使得上海养老金不再存在“黑洞”。但是，20至30年后，上海就会直接面临支付的压力，届时付出的养老金将会是一笔庞大的数字。
另一个问题，是劳动力人口减少。2012年，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情况，比2011年劳动力供给减少了345万；2013年，劳动力供给再次减少244万。这一信号预示着，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要结束了。
“在国外，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许多老年人依然在工作，这就是原因之一。”周海旺表示，如果依然保持现行的退休制度，那么一方面腾出的岗位填不满，另一方面又需要更多的成本来供养退休人员，会使得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
而最为明显的，则是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。到2015年，专家预测上海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400万，平均每3个上海人中，就将有一名老人。而另一项数据则显示，上海市15—59岁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数在2006年就开始了负增长。
“80年代时，30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老人；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缩小为1.5：1。”周海旺指出，如果退休年龄过早，社会总福利成本增加，最终都是转移到劳动者身上，成为劳动力成本。
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均无积极性
尴尬现实昭示多样化需求
专家把理由说得再通透，统计数字再明显，到了老百姓这一步，却实实在在遇到了阻碍。
让我延迟退休，凭什么？延迟退休政策从开始收集意见时，就遭到很多体力劳动者的质疑和责问。在现行退休政策下，很多职工工作到退休年龄就实属不易。此时若要延迟退休，从保障人身健康权利的基础上都会面临很大风险。另 外，现行统一的退休年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公平属性，如果统一延迟退休，延迟退休会不会成为谁制定谁受益的一项政策，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其实，在先行一步的试点地区，劳动者对“延迟退休”新政也不感冒。
上海的“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”政策并非强制执行，只需职工和用人单位协商，并达成一致即可，延长期最多五年，“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，女性一般不超 过60周岁”。而且，这项政策涵盖人群为“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，有技师、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，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”。
种种条件，限制了参与者人数，使得这项试点成为了小众参与。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得到的数据，试点至今，参与者不过数千人，相较于上海现在的300多万退休职工，这几乎可忽略不计。
而最为尴尬的是，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均无积极性。
目前上海最低工资1620元，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2341元，对低收入者来说，养老金和工资差距不大，所以多不愿延迟退休。对高收入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而言，按时退休并领取养老金之后，往往会被企业返聘，叠加之下可获得双份收入，更为合算。对企业来说，返聘已退休人员，不必支付其养老保险，显然雇佣成 本更低。
另外，不少一线体力劳动者普遍有种“不公平”的感觉。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环卫工人就向记者抱怨，年纪一大体能跟不上，自己就不能继续做清洁工了，然 而那个时候还领不到养老金，延迟退休岂非成了“变相失业”？在他们看来，脑力劳动者会更多从延迟退休中得益，尤其是一些中高层人员，既保住了“位子”，又有了“票子”。
对此，周海旺表示，要保证相对的公平，就必须更好地设计延迟退休的实施细则。在他看来，延迟退休不能是强制性“一刀切”，应该是弹性自愿原则，把选择权交给百姓自己。另外，应该分行业、分性别、分技能，考虑到职业差异，同时调整延迟退休后养老金的调整幅度，让其更有吸引力。
疑问：综保转城保为何不计连续工龄
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。这些年，她越来越感受到进城农民对于退休养老问题的关注。“在工作室接待的咨询中，以前很多农民工不愿意交养老保险，主动要求企业把缴纳的保险折现后以工资形式交到他们手里，而现在，他们大多不要变现，希望在退休后能有一份稳定的生活保障。”
提高一线职工养老待遇，朱雪芹表示，如今农民工已是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关注一线职工养老问题时，希望相关部门也不要忽视农民工的养老权益。
她所指的农民工的养老权益，主要是工龄计算问题。
“有些人到上海打工20多年，但最近四五年才申请到上海户口，按现在政策不能补缴养老金，那就意味着，前面十几年可能都白干了。”朱雪芹表 示，2012年上海实施农民工综保转城保制度后，这一问题愈发突出。“之前交综保时，个人每月交100多元，企业代缴200多元，凭综保保单退休后可以每 年领取1000多元养老金。”她告诉记者，转成城保后，农民工此前缴纳综保时的工龄不能延续，以后计算养老金是从缴纳城保的日期算起的，“这是不是意味着，过去那些年做的都是无用功。”
期盼：一线职工养老权益不容忽视
长期在企业一线工作的李斌代表，耳闻目睹了很多一线职工的艰辛生活，他对延迟退休最大的担忧是：“一刀切”或伤害到普通劳动者的感受。
“对于大多数一线职工来说，本身工资就很低，多干几年到手的收入并没有同步增加。”李斌说，每个人都期盼美好富足的生活，出于个人利益上的考量，不少职工更愿意早日退休。“退休后，他还可以再出去找一份工作，拿两份钱的日子肯定比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要强。”而对于企业而言，雇佣退休人员能明显降低用人 成本，不用缴纳四金，也是一件双赢的事。李斌表示，相关部门在研究延迟退休政策时，应怀着感情善待普通劳动者。
常年风里来浪里去的金锋代表对此感受更深。金代表所在的企业是从事应急抢险、地油打捞、海上施工的专业技术含量很高的机构，有100多名一线潜水员，日常主要工作是在水下高压环境中，“我们的工作状态和上太空很像，每次结束工作后都要缓和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”
金锋告诉记者，水下作业时间一般至少需要8小时，最长的几次人在海水里连续浸泡48个小时，“作业深度最深达到
建议：设定退休年龄弹性范围让劳动者自主决定
是不是延迟退休，让劳动者自己说了算。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长期研究社会保障制度，他建言实施弹性退休年龄，逐步将不同人群养老金差异缩小控制在各方能够接受的范围内。
张兆安表示，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件涉及劳动者劳动权和休息权的大事，必须慎重再慎重。如何使这种政策调整的社会效益最大、矛盾最小？他建议适时推行“弹性退休年龄”的政策。“不要一刀切，把目前的退休年龄设定为法定最早退休年龄，由劳动者本人来自主决定是否延长退休年龄。”张兆安说，有 延长意愿的劳动者可以与单位协商。“不同岗位对人的任职要求和能力不一样，脑力劳动岗位相对更适合延长退休年龄，这个决定权要放给企业和劳动者。”他表示。
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也提出了相同建议，希望我国应尽快推进弹性退休制度，设定年龄范围“节点”，把退休权交给劳动者自己。在他看来，政府部门可划定退休年龄的弹性范围，比如可选取55周岁、60周岁、65周岁作为三个“节点”。同时按照性别不同，设定两个不同的选择范围，男性的退休范围是60岁至65 岁，女性的退休范围是55岁至60岁，劳动者根据个人具体状况，在相应的范围内决定何时退休。
张兆安认为，延迟退休的劳动者，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可以为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，以降低员工和用人单位的社保负担。同时，国家应健全和完善配套的保障机制，如老龄劳动者加班的限制、工作环境及条件的保证、体检及医疗报销等福利保障。他进一步提议，如果延长退休的劳动者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比重，本着公 平统筹的原则，可以适当提高晚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。
“不同人群养老金差异很大，这是目前普通劳动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。”张兆安说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和企业一线职工在有些地方差距有三分之一，这种差异有历史原因，目前还没有条件马上抹平，但一定要认准方向，用最短的过渡时间来缩小差距。他表示，上海市目前每年给退休企业职工按照稳定比例提升养老金，希望 这种提升能以制度稳定下来。
在两会上，尹蔚民也表示，延迟退休政策是比较复杂的社会政策，涉及人口的结构、劳动力的供给，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秩序健康的发展。他说，延迟退休政策本身就是强调“渐进性”，核心是要“小步、分阶段、渐进式”推进。
